日期:2015-02-11 来源:新京报 作者:吴亚顺
编者按:一场“金迷聚会”,最终指向了文学、电影、出版等诸方面的问题。这是书评君所没有想到的。
昨天,是金庸武侠创作60周年纪念日,《陈墨评金庸》系列新书发布会如期举行,但除了“主角”陈墨之外,直接谈论金庸及其作品的内容并不太多。这也许是后金庸时代的特征。
当我们谈论金庸创作,到底是在谈论什么?当我们回望金庸创造的经典,又对当下的武侠生态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评价?
新书发布会有所涉及,但更多的探讨,则有赖于场外。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,书评君既选取了陈墨在发布会现场的发言片段,也邀请他和韩云波——两人都是著名武侠评论家,前者在北京,专注研究金庸作品,后者在重庆,对“后金庸时代”的武侠深有研究——进行一场“隔空论剑”。书评君觉得,这既有利于我们理解金庸和他的作品,更有利于认识当下,面对武侠未来。
周星驰版韦小宝
陈墨:我觉得韦小宝和鲁迅先生(笔下的)阿Q相提并论,如果说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典型代表的话,韦小宝更像(一个典型)。韦小宝这家伙任何时候都能通过他溜须拍马,通过他没有原则,不讲人格,为了功利,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谋求自己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机会,然后韦小宝又不是一个坏人,这个人还挺好。 李连杰版令狐冲 陈墨:《神雕侠侣》是《明报》创刊号开始连载的,而《明报》创刊,是金庸先生离开左翼阵营,离开集体主义至上这一个文化氛围,走出了最重要的一步,而杨过这样一个形象,也是金庸这一种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。这两个其实不矛盾的——并不是要用杨过的个人主义或者杨过的至情至性来否认、抵消郭靖的“为国为民,侠之大者”这种形象,只是金庸在不断求变化,求拓展,和向现代精神不断地接近的过程。这是金庸对侠义小说最重要、最重大的一个贡献。肯定有很多人喜欢《笑傲江湖》,其中令狐冲就是一个自由的精灵,他的价值观念最大的核心就是不想加入任何政治团体,为了个人的自由,宁可受尽千般委屈,宁可起而奋战,不自由毋宁死。
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
论剑者:陈墨,1960年生,现为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常务理事,《陈墨评金庸》系列作品作者。
论剑者:韩云波,1966年生,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,致力于“后金庸时代”武侠的推广和研究。 谈武侠精神:杨过之后主人公多亦正亦邪 新京报:我们今天纪念金庸创作60周年,在金庸其人其作的诸多现实意义中,哪一点最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是武侠作者的关注?
陈墨:这还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。如果只能选一点说,我选“人道情怀”。这种人道情怀,不是一个虚的东西,它包涵多种因素。首先,它包含一种价值观念,即人道精神或人道标准,我们说金庸坚持侠义正道,进而是忧患民生,进而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,进而是如《天龙八部》中彰显的“国际主义”与和平主义主题,这些都源自作者广阔而温暖的人道精神。其次,它包含一种人文素养及人文见识,即知人论世的能力,亦即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机缘的智慧领悟,这使得笔下的人物形象个性分明且多彩多姿,也使得金庸小说的江湖成为真实人间的寓言世界。例如《侠客行》这部书中的江湖人物,每个人都对侠客岛充满恐惧,实际上每个人都相信了对侠客岛的猜想和谣言,这种盲目、蒙昧和恐惧的故事,具有深刻的象征价值。让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《来了》:对于世界和我们自己,我们是那么缺乏真知,于是就一直生活在盲目蒙昧和恐惧中。再次,它包含一种人文关怀,即对生命的同情和对人世的悲悯,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,在于它基于道德判断却又超越了黑白分明的简单模式,正中有邪,邪中有正,杨过之后的主人公多是亦正亦邪;更典型的例子,是《天龙八部》中,作者向“四大恶人”投以愤恨而又悲悯的复杂眼光。简而言之,我觉得,这种包涵丰富的人道情怀,是金庸小说的不传之秘。金庸小说复杂多变,万变不离其宗的总是人道情怀。金庸小说博大丰饶而又明亮温暖,也正是因为有其灵动润泽的人道情怀。因此,这应该是我们要关注并继承的。当下武侠小说不能尽如人意,有一部分原因,恐怕是其人道情怀的深度、宽度及温度不足。
韩云波:近年来,我由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的原因,对1900年以来的“武侠”文化及武侠小说进行了研究,我感到,在不同于古典侠义文化的“武侠”之中,最应引起关注的是武侠有益于民族进步的与时俱进的品质。这在金庸小说与金庸其人中,就是“为国为民,侠之大者”。有一段时间,人们认为这似乎有些过时;可今天看来,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,就像鲁迅所说的“中国的脊梁”,是不会过时的。在今天的武侠创作中,民族精神的表达,正能量的弘扬,历史意识的传承,仍然应是武侠的灵魂。
谈作品版本:如果追求理想浪漫,应读三联书店版 新京报:金庸对作品的修改,可能是与“金庸”这个笔名直接相关的,问题在于,他三番两次修改,有时“大动干戈”,引起金迷的反对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?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说,看哪一版较为适合?
陈墨:金庸先生多次修订他的武侠小说,是他对自己的作品负责,对作者的名声负责,同时也是对读者负责,总体上说,是值得尊重也值得赞赏的。有“金迷”反对作者这样做,这也不难理解,每个读者都有先入为主的印象,自己熟悉并喜爱的“初恋”对象被整容,多半有些不是滋味。倪匡先生反对金庸第一次修订,是因为他对原版感情太深;大陆80年代金庸小说读者不喜欢新千年修订版,是因为对当年流行版感情太深。真正值得谈论的问题是:他的几次修订,到底改得怎么样?但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,不好一概而论。“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来说,看哪一版较为适合?”这问题我不好越俎代庖,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。我只能说自己:虽然我曾遵命为金庸先生的新千年修订工作提过一些意见和建议,但在整体上,我还是更喜欢80年代流行版,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即是。
韩云波:金庸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,是一个很突出的“事件”。我们《西南大学学报》曾在2008年刊发过一组讨论。我个人认为,这是金庸先生自己的权利,别人无所谓反对不反对。但确实从感情上说,已经十分熟悉的样子,突然要换一个面貌,似乎有些不能接受,或者至少有一个过程。读者和学者反对的都不少,其实不是理性的表达,情感性的因素居多。从读者阅读的角度,金庸的三个版本各有特点。如果要追求连载或网络即时阅读的快感,自然以当年报纸的连载版为上。如果要追求理想浪漫的感觉,那就是三联版(最早是香港明河版)为好。现在的世纪新修版,有更多的理性、沉思,我个人认为也包含着金庸先生本人后半辈子更多的情感的孤独、无奈与痛苦。我说的孤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孤独,是哲人的孤独。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,都是反复修改的结果。可见反复修改并无损于作家和作品的水准。或许将来更加得到认可的还是金庸的世纪新修版。 谈创作类型:古龙不如金庸包容性强,所以成就有限些 新京报:我感觉,武侠从金庸时代走到今天,道德、责任甚至侠义被不断消解,娱乐、戏谑、个性越发突出。另外,内容越来越细分,有奇幻、玄幻、仙侠等多样类型,但整体表现平平。是这样吗?你怎么评价这种变化与“细分”?
陈墨:当下的武侠小说也是各式各样的,你所说的消解侠义精神和道德责任的情况肯定是存在的,但也要注意到同时也有人在不断重新建构它。后金庸时代出现奇幻、玄幻、仙侠的细分,这不难理解:金庸这座高峰难以逾越,只有在技艺形式方面求新——其实也不是绝对的新,古代早就有“拳勇小说”和“剑仙小说”的分别——神奇成为当下主流,或不过是市场盈虚规律: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。细分的好处,是可以求精,小说类型的发展或也像知识的分殊,求精深就得细分。若说细分是当下一些武侠小说“表现平平”的原因,下这样的结论,我觉得要谨慎。当下武侠小说表现平平的原因,恐怕是一些作者对技术过于自信甚至过于迷恋,忽略了古人的教诲:技进乎艺、艺进乎道。武侠小说之道,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,及对人世的真挚关怀。玄幻故事离开了人性发掘和人情舒张,当然就会平平。
古龙在书房
韩云波:先说变化,就是我前面讲的“侠之大者”过时论,今天的社会形势已经突显出了正能量的重要性,消解意义会让一个社会整体下滑,导致在世界竞争中失败,在历史进程中退步,这正显示了金庸小说与时俱进和历久常新的品质。再说细分。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乃是常理常情。民国年间,就是还珠楼主《蜀山剑侠传》和王度庐《卧虎藏龙》的细分,到了后来由金庸小说将奇幻想象与历史武侠统一起来。过度强调细分并不是一件好事,会使视野变得狭窄,甚至钻牛角尖,走的是小众的象牙塔道路。要有宏大的气魄,这里也就包括在类型上的包容性。古龙的类型不如金庸包容性强,所以古龙的成就也有限一些。其实,真正优秀的作者,是不大在乎所谓“类型”的“纯粹”的,只要作品好就好。金庸先生也说过,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,与什么类型其实并无太大关系。今天作家们的使命,还是如何写出好作品。变化也好,细分也好,都是第二位的。 谈当前生态:正处于转型状态,沉寂、迷茫、平庸 新京报:据你的了解和观察,华语世界内武侠的创作与阅读,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生态?
陈墨:这个问题,韩云波教授更有资格回答,因为他专门研究过“后金庸”时代的武侠小说状况。我没做过专题研究,只能说点印象。创作方面,我参加过若干次台湾明日工作室主办的“武侠小说大奖”评奖活动,所得印象是:1、武侠小说的作者仍然不少。2、武侠小说创作的路子多而且杂,即不只是奇幻及其细分这一种流派,写实路子仍大有人在。3、当下武侠作者大多聪慧多才,但阅世经验和人性洞察力则参差不齐,因而名家不少,大家难觅,大师阙如。阅读方面,我了解不多,但我知道,网络生活时代,娱乐方式倒真是有细分的趋向,有参与游戏者和旁观潜水者的分流,进而有读图和读文的分流,进而有不同网站或不同“部落”的分流,如此分流之后,武侠小说这种大众文化形式也变得“小众化”了。武侠小说阅读的坚守者,必定是铁杆粉丝。在这些铁杆粉丝中,又有不少是阅读者兼创作者。这或许正是武侠小说的正常生态吧。只要有这样的生态在,我想,武侠小说发扬光大及再度兴盛,就总有希望。
韩云波:我把1955年以来的60年武侠历程分为金庸时代和“后金庸时代”两个阶段。“后金庸”从1985年算起,在我于2013年底出版的《“后金庸”武侠》一书中,把“后金庸”时代又细分为港台新武侠突变期、大陆新武侠兴盛期、大陆新武侠转型期三个阶段。目前的武侠文学生态,正处于转型状态。所谓转型,有这样几个意义:一是沉寂,没有好作品或标志性作品,旧的去了,新的没来;二是迷茫,不知路在何方,或者说在探索之中;三是平庸,大家都还在写,但似乎激情不足,因而创新也不足。现在的问题,不仅仅是武侠问题,是整个文学没有好作品。这些年有一点精神失落的感觉,就像八九十年代曾经经历过的阵痛。走出阵痛,需要建立新的价值体系,也就是正能量的展现。“暮雪朝霜,毋改英雄意气!依然月明如昔,思君夜夜,肝胆长如洗。”武侠的意义,在于人格的磊落坦荡,是一种正向的能量。肝胆意气的重塑,就是武侠的精神。 谈商业市场:金庸最初也屈从于商业,但成功后强调自己个性 新京报:2012年我采访韩云波先生时,他强调当下作家被商业“惯坏”了。这几年,这种现象似乎越来越严重,一个作家完全依赖成名时的写作模式,或者迎合读者的需求。我的问题是,你怎么看待创作与商业之间的这一种关系(如果不称之为矛盾的话)?
陈墨:武侠小说是一种精神消费品,也即文化商品,它的创作与商业、与市场当然就有密不可分的关联。关键是,精神消费品与物质消费品有极大差异,是它需要逐个创造出新,而不能做标准化的批量复制。一个作家若依赖成名时的写作模式进行过多的自我复制,那是对读者的不尊重,时间久了,读者肯定不买帐。自我复制现象,在华语武侠小说史和电影史上并不少见,叫“七日鲜”,而后“臭遍街”。只有金庸这样的大家才会自觉地求新求变。满足读者需求,在理论上说,是商业类型小说的应有之义;但若只想去“迎合”,则可能适得其反。读者市场真正欢迎的,当是有创意、有个性、有精神内涵的文化商品。追求多、快、省,常会粗、伪、劣。你可以糊弄读者一次,但绝不可能长期糊弄商业市场。武侠小说家及其发行商如何面对商业化市场机制?恐怕也要解决市场观念的现代化转型问题。
韩云波:好的作品当然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。但商业是崇尚时尚消费的惯性的,换句话说,商业的世俗化追求往往并不崇尚深刻的创新。所以,作家要对自己有一个评估,如何做到商业与创新的圆融。金庸是一个良好的范例,做到了二者的结合。但也要看到,如果把金庸小说的三个版本分别来看,金庸最初也是屈从于商业的,但他成功之后就试图摆脱商业束缚而强调自己的个性,到了世纪新修版,更是自我个性的突出张扬。金庸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作家,他的15部武侠小说,每一部都具有创新的意识,他绝不肯重复自己——虽然德国学者顾彬责难金庸的小说写得太快因而不够严肃,但我认为,金庸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不肯敷衍自己的伟大作家,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榜样。“为国为民,侠之大者”,是金庸小说给我们的爱国主义忠诚价值的不朽精神财富;与时俱进,精益求精,是金庸先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敬业精神的楷模。 谈武侠未来:我曾想武侠小说会消失,现在不敢这么肯定 新京报:武侠小说最终会细分到消失吗?或许我们以后阅读武侠,只能回望经典了。
陈墨:武侠小说会不会消失?我回答不出。过去,我曾想,武侠小说或许会消失的,因为它是前现代化的文化消费品。现在我不敢这么肯定了: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学类型,不仅是侠义和武打两种元素的简单合成,它被创造成了成人的童话,进而成了文化乡愁的载体,说不定能长期存在呢?至少在眼下,它没有消失,也不会消失。有一点我可以肯定,即使武侠小说真要消失,也肯定不会是因为细分,理由很简单,没有谁规定武侠小说只能分殊而不能综合。作为曾经的武侠小说爱好者,我当然希望,新一代的武侠小说爱好者不至于靠回望经典过瘾,江山代有才人出,应该会有人不断创造武侠小说的新形式、新精神,不断创造新世代的新高峰。
韩云波:其实,在“武侠小说”之上,还有一个更大的概念,就是“侠文学”。武侠小说只是侠文学的一种类型,也只是一个阶段。武侠代表的是一种理念,“是为维护自由、独立和人权而彻底对抗压制的精神,也是保护弱者的精神”。武侠的理念不消失,武侠小说就不会消失。当然,在时代进程中,武侠小说会与时俱进地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。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,武侠小说并非一种模式,它本身是丰富的。就同一时代而言,民国旧武侠的还珠楼主和王度庐不一样,港台新武侠的金庸和古龙不一样,大陆新武侠的步非烟和凤歌也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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